52载，他与印刷血脉交融
刘东与他发明的中国首台木制印刷机的故事
如果你去过八卦岭，你会惊讶于这里印刷厂之密集。当你步入车间，听着机器的轰鸣，你是否闪念一动：作为全国三大印刷基地，深圳最老的印刷厂在哪？最老的印刷人又在哪？
经深圳市新闻出版局确认，龙岗老街一位叫刘东的87岁老人，在1944年发明了木质雕版印刷机，中国印刷博物馆张连章馆长说，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台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木质手动平压平雕版印刷机。刘东创办了深圳第一家印刷厂“宝文台”，是有史可查的“深圳印刷第一人”。目前，老人仍然健在，那台印刷机仍然保存完好，厂子还在正常经营。
熬牛皮加甘油做出着墨辊
是深圳印刷专家张新华促成了本次采访。他一心想造最先进的印刷机，同时也为编写《深圳市志·印刷工业志》几乎跑遍了全市的印刷厂。2001年，他听说了刘东，跑了三次龙岗后，终得一见。4月17日，记者获悉这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后，与张新华驱车前往龙岗老街，去拜访这位“深圳印刷第一人”。
钻入离最热闹的天虹商场不远的老街，车停在一栋三层居民小楼前，门牌上写着“龙平路西一村六巷8号”，楼前大招牌“文阁柯式印刷厂”已经稍有褪色。刘东的儿子刘百双是这家印刷厂的厂长。这栋飘散着油墨芳香的房子，既是印刷厂，也是全家人的住所。
桌上那台64开规格的木质手动平压平雕版印刷机，静静地欢迎我们的到来。它只比《现代汉语词典》稍大、稍薄一点，带个把手。这看似木盒式的机器由两块开合板连接而成，一块压纸，一块放雕刻版和油墨，中间是着墨辊。随着夹纸版的开合，着墨辊自动完成了匀墨并着墨到雕刻版上的过程，放入纸张压一下，一张印刷品就完成了。
刘百双作了示范，给我们印了一张“君怡大酒楼”的包装——机器上仍然放着当年的雕刻版。包装纸上的字有着纯手工的特殊痕迹，纸背因压力产生了凹凸不平，这都让习惯于电脑操作的记者感觉仿佛时光倒流。
最重要最有趣的发明，是中间的着墨辊——现代印刷机上必不可少的部件。当年，因为买不到橡胶，刘东异想天开地熬牛皮，得到胶状物后与甘油混合，倒入中心折入铁丝的竹筒，冷凝成两端带轴的圆柱体形状，就做成了匀墨着墨双功能辊。听到这个细节，张新华惊呼，怎么刘东当年就知道熬牛皮就可获得明胶？太神奇了！
刘百双还提醒我们注意着墨辊两边的连杆臂，原来，这是用自行车刹车杆零件做的。
1938年刘东造了三台不同规格的机器：8开（晶报单版大小）、16开（8开的1/2）、64开（16开的1/4）。张新华从专业角度评价说，这是刘东结合雕版制版原来受西方铅印机启发发明出来的，是深圳印刷史上第一台自制木质手动平压平雕版印刷机，这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最早的一台，它结构简单、独特却又完全符合凸版印刷原理，优化设计原理、价值工程原理。以最小的成本实现了最大的功能，是完全创新的印刷设备，评最佳设计奖也不为过，在国内还未发现过有类似记载。
这三部机器，让当时的刘家有能力高效承印套色印刷品，如酒家庆典礼单、对联、冥币、包装等。遗憾的是，“文革”时因为印刷了美女图案的商品包装，刘家被扣上了“封资修”技术权威的帽子，8开和16开的机器被毁。幸好刘锡舍不得64开的小机器，悄悄地藏起来了，才得以保存至今。
刘百双表示，他愿意把这两台大机器复制出来，捐献给国家。
这个发明是生活逼出来的
在二楼的客厅里，刘东、张新华第二次握手。老人黑瘦精神，反应敏捷，开朗健谈——普通话也说得不错，很难相信他已经87岁高龄。
虽然闭上眼睛，刘东老人都能勾勒出木头印刷机每一个细节，但他摩挲机器时的那种激动仍然无法掩饰。记者赞他“你很聪明”，老人迅速地、坚定地回答：“不，是生活逼的！”
当刘东夫妇沉浸于往事回想时，记者的思维也穿过时空，似乎看到了他们艰辛的人生：
出生于1919年的刘东，在家里排行老二。在这个龙岗田祖上村的客家家庭里，有兄弟五人，可是除了刘东和五弟刘伦生外，其他兄弟都患有一种先天遗传性软骨病，从小下肢弯曲，不能直立——这对贫穷的家庭，无异于雪上加霜。上世纪二十年代，当时国内军阀混战，全家人辗转来到马来西亚讨生活，刘东在异国上了三年小学，这是他一生惟一接受过的学校教育。
生活总得继续。父亲帮人做衣服，刘东就跟着大哥刘文刚学雕刻手艺。1938年回深圳后，刘家在龙岗后尾坜老屋开了个雕刻小店铺，起名“宝文台”，开始只刻些印章。慢慢地也承接请帖、印戳、版画、雕刻等业务。
当时深港自由来往，刘冬在香港看过国外印刷机。印刷与雕刻联系密切，雕刻拓印虽然精细、美观，但速度太慢，是否可以改成印刷机呢？刘东思索着。“对，印刷出来的字都是压出来的！”刘东脑子里想着曾经看过的印刷机的形状，终于明白了印刷的原理。
在大哥刘文刚的帮助下，刘东终于造出了一台64开的木头印刷机，这正是1944年的冬天。木头印刷机方头方脑的，如今看起来像个怪异玩具，可对于这个家庭，却是个巨大的鼓舞。
“三天三夜做试验呀，边做边改，大哥的眼睛都熬肿了。”刘东和刘文刚在多次失败后，印刷机最终在白纸上印出了颜色。紧接着，他们又制作了8开和16开型号的机木头器。
刘东一家没给这些木头机器起名字，他们当时操心的，是如何养家糊口。但新发明让刘东喜出望外。“那阵子，方圆上百里，远到惠阳、东莞、宝安等一些地方，没有谁不知道龙岗有个‘宝文台’能搞印刷的……”至今，龙岗当地一些健在的老人回忆起来还是记忆犹新。冒生命危险为边纵印胸章
在解放龙岗、惠州前夕，“宝文台”的印刷业务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因为这个小家庭作坊跟东纵（东江游击纵队）、边纵（粤赣湘边纵队）有着秘密的来往。
当时，东纵也有自己的油印机和铅字小印刷机，但主要用于印制小开报纸《东江民报》，其他印刷品就要民众支持，宝文台就是当时胆子最大的一个。刘百双说，毫不夸张地说，解放龙岗、惠州之前，东纵、边纵所用的税票、胸章、文件，几乎都是他老父亲接的单。东纵印报所需油墨、纸张，都是刘东到香港代为采购的。
当时最危险的活，当数1948年印制边纵的3.5万个胸章，至今这个故事都还在龙岗老人中流传着。
刘东夫妇至今清楚地记得，胸章是巴掌大长方形白布做的，蓝边黑字，正面印着“粤赣湘边人民解放军”，中间还有个红五星，背后则印上了姓名、年龄及发放时间。
“真是好危险，好危险呀！”想起当年的情景，刘东仍后怕。他的78岁的弟弟刘锡也使劲比画着说，“抓到全家要杀头的啊！”他当时就叫刘东不要接这个活。原来，当时距离宝文台不到两公里的地方，就有国民党军队“保八团”的据点。
后尾坜旁边是社坪（现地名：沙坪），一棵超过200年的大榕树遮天蔽日。这是村民聚集的地方。游击队员着便衣在榕树边放哨。刘东也想好了应急之道：后房挖个大坑，坑里准备一个大木箱。国民党兵出现在附近时，他们就迅速把所有印制胸章的雕版、成品半成品等放进箱子里，盖上盖，再用泥土杂物埋好。刘东还准备了一整套雕刻麻将的用具，作为掩护之用。万幸的是，如此周全的安排没有派上用场。
小家庭作坊夜以继日地工作，大家各有分工：弟弟刘锡负责刻版、裁剪、裱纸，刘东夫妇印刷，老父亲缝制。由于人手不够，还请过帮手。现年83岁的李阿婆当年也接了胸章缝边的活儿。她回忆说，当时，龙岗铺面上所有的白洋布料都被刘东买光了，这引起了国民党军队的怀疑，到镇上查了好几次，都被他们躲过了。一个月赶制出了3.5万个胸章，装了整整六大谷箩。交货后刘家立即烧掉了一切证据。
当时布是如何印刷的呢？刘东说，布后面刷上一层浆糊，用纸托住，有了挺度即可印刷。张新华告诉记者，现在宣纸印刷仍然沿用这种方法。
印完了，还得送。刘东让妻子陈阿婆将谷箩挑到了接头地点——老街上的联兴运输公司，谷箩上面用其他东西盖着。老伴挑着担出去了，刘东在家里捏了一把汗。问及当时情景，陈阿婆摇头笑着说“就闷着往前走，也没啥好害怕的”——她当然不怕，因为她根本不知道里面挑的是什么。面对数十年后陈阿婆的“质问”，刘东只是微笑不语。常听老父亲说故事的刘百双补充说，其实当时母亲旁边有游击队员便衣护送。
当时刘东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量？刘东的回答蕴含着朴素的感情：东纵、边纵里很多是老乡，他们对群众很好，接单一半是为了生活，一半也是为了感情。购入新中国第一台进口切纸机
做印刷生意，“宝文台”在当时的深圳是一家独大，源源不断的客户带钱上门，既解决了温饱问题，又小有积蓄，可谓“安居乐业”。令家人不太理解的是，1948年，新房没盖，家里人还蜷住在后尾坜的老屋里，刘东就拿着一大笔钱到了香港，买回一台当时比较先进的圆盘铅字印刷机——当年价值1000多元港币的圆盘印刷机能抵得上好几间店铺！可是刘东的想法很简单：“那个年头，买房子不能维持生活，买机器才行。”
这台上海产“谦信”牌英资企业圆盘铅字印刷机让“宝文台”业务再上台阶。后来边纵的胸章、惠州解放宣言、惠阳县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信纸文件布告，都是在这台机器上印制的。
1950年初，刘东又买进了一台切纸机，那时，九龙海关（现在的文锦渡关口）一带经常遭遇国民党军队空袭，关口安全不能保证。一般人都是带机器过港，很少人从香港带机器进来的。因此海关领导一听要进口一台印刷设备，十分重视，特别派人现场“护驾”，还叮嘱刘东最好傍晚进关，以确保安全。
张新华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后，有史可查的第一台进口设备，是1953年特批的用于造币的切纸机。显然刘东购入的机器更早。因此张新华参与撰写的《深圳市志·印刷工业志》认为，这是新中国九龙海关批准进口的第一台印刷设备，可能也是新中国办理进口的第一台印刷设备。
全家都是印刷业老行尊
1953年，政府在“宝文台”的基础上组建成了龙岗公社印刷厂，刘东担任厂长。经过多年历练，亲兄弟们也成了印刷技术专家，五弟刘伦生作为技术骨干调到了原宝安县印刷厂，三弟刘锡则琢磨起了“微写”和彩版套色印刷。在刘锡的家里，我们就见到了他珍藏多年的“宝贝”——宝文台套色木刻集。
“可惜呀，很多印刷品‘文革’时被烧掉了，雕刻版也全被毁了。这些都是偷偷留下来的。”身有残疾的刘锡拄着板凳从房里取出了好几本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印刷品。他戴上了老花镜，来回翻着放进册子里的彩页。“这微写是我35岁时做的，那时还用不着戴眼镜呢。”78岁的刘锡骄傲地说，他还有一绝，就是刻章时直接写反字，甚至直接刻字。
这些印刷品是上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的出品，今天看来，颜色依然鲜亮、丰富，
相当部分是刘东画画、刘锡刻版的作品。雕刻、套印功夫之深，令对印刷史有深入研究的张新华也十分感叹：“不少作品是大面积实底印刷，套印精确，即便是现在的四色印刷机，有时也套印不好呢！”
细看其中一幅作品，中间有‘毛泽东选集第一集’几个字，必须眯着眼睛才能看清。可每个字的一笔一画都很清晰，刘锡运用了微写的技能，进行局部抽空补雕。“这在当时的技术来说，难度相当大！”张新华赞叹地说。
内页还有一份“广东省宝安县邮电局”的感谢信，赞“宝文台”把别人要干一个月的印章两天就刻好了。
记者注意到，这套作品主题十分丰富，有上个世纪40年代的月饼、片糖沙、香烟乃至包装，有用于插图或作业本、记事本封面的60年代的毛主席头像、农业丰收等图案，客户来自惠州、龙岗、香港。刘百双评价说，这一方面印证了老人紧贴时代潮流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当时的社会情况。
子承父业老人终圆梦
到了龙岗公社印刷厂，刘东主要是培养学徒和技术人才，为厂里规划管理方案，一晃30年过去了。1986年起，刘东向厂里递交了第七次退休申请。终于在刘东67岁那年，厂里同意让他正式退休。
尽管如此，刘东还是放不下“印刷”，他又注册了个人企业“文阁柯式印刷厂”，承接“宝文台”以前的业务。得知是刘东开的厂，龙岗许多酒店、商场都主动把订单送到厂里。1988年，在香港漂泊了十年的小儿子刘百双回家了，他知道：“老爸始终舍不得‘宝文台’，想熬着把印刷做下去。”刘百双到了“宝文台”，也带来了香港的先进经验。他亲自动手，给老爸改装出了一台国内鲜有的凸版印刷机，一上马就开办了凸字名片业务，再一次闻名全国——那年头能印凸字名片的地方太少了。很多人都慕名从全国各地汇钱过来请他帮忙印名片，“北京《红旗》杂志社的总编辑都找我要印名片，一印就是四五百张。”刘东骄傲地说。
儿子能继承自己的事业，刘东很欣慰。1989年，他正式将工厂交给了刘百双。但他还偶尔到厂里去转转，摸摸熟悉的印刷机，拧拧松动了的螺丝。
深圳的印刷企业越开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像“文阁柯式印刷厂”这样的小厂，很担心前景。刘百双曾经有过改行的打算。可是，每次看到那两台锈迹斑斑的机器，遇到父亲每次询问工作时充满期望的眼神，刘百双一次次收回了主意。
老人张口就是流利英语
谈笑间，我们直夸老人客家话、白话、普通话都十分流利，“My
name is Liudong。”老人张嘴就来了三四句流利的英语，令我们大跌眼镜。没想到，老人在马来西亚才读了三年小学英语，口语竟如此之好。刘百双说，凡是名片上能够用到的英语，老人都记在本子上，基本词汇熟着呢。
老人对新鲜事物毫不陌生，记者拿出数码相机，他马上说“是数码相机”。原来，他每天必读三份报纸，熟悉社会潮流。因为他对任何生僻字、繁体字以及字词典故都烂熟于心，厂里的印刷工人都称他为“活字典”，对印刷有什么不明白的，经他一点就通了。
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刘东眼不花、耳不聋，在给记者讲述往事时，他能精确到每个人当时的表情。问起他的养生之道是什么，刘东摇头说：“就是少吃多餐，每天读报、打麻将，有益智力。”他每天下午必打麻将，这是雷打不动的安排。另外因为常年晚上加班养成一个习惯，每天睡得很晚，还自己做夜宵吃。
刘东性格特别开朗，心态极好，比方他诙谐地说起自己被印刷机压掉的两根手指：“猎狗最终被猎物咬死，我干印刷，手指也交给了印刷机。”“你说我靓仔，嗯，当年我是挺靓的。”儿子刘百双笑着说，刘东埋头印刷的同时，也是社会活动的活跃分子。只要是当年在龙岗的文艺活动，刘东几乎都是牵头人。他土改时自费组织过“星火剧团”，自己“掌鼓板”（打鼓指挥），到处唱粤剧、汉剧，让许多龙岗老人怀念至今。
【不停思想】
逼出来的英雄
记者最喜欢刘东老人那句话：这个发明是生活逼出来的。一句实话，一分心酸。
但这个“逼”字，又使记者思索良久。当时，刘家基本上是独家生意，是国家苦难、家庭重负逼他创新。现在各行业的创新，却是竞争使然，又怎么不是“逼”字当头？
看看报纸上的分类广告，我们就很清楚：没有海德堡、罗兰等德国高档印刷机的厂子，基本没法在拥有2000家印刷厂的深圳揽活。上世纪90年代，印企只需坐等订单上门，现在，业务员四处抢单。这就逼得各印刷厂根据客户需要主动提供技术支持，积极拓展国际市场，更新设备——创新，是因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张新华则被这种创新逼上了另一条创新的道路。德国机器一统天下的局面，令这位中国首批学印刷机设计的学生很不服气。他现在集24年经验，创新设计了商业轮转机的核心部件，让它集胶印机（质量高）、单张机（印厚
纸）、轮转机（速度快）的优点于一身，成为性价比卓著的多功能印刷机，来挑战德国机器。
张新华想改变中国的印刷史？他能像刘东一样成功么？无论如何，祝福像他一样的创新英雄。
【尾声】
谈好了，都捐给博物馆
文博会开幕在即，深圳又是印刷基地，木制印刷机等文物连同它们蕴含的精神，应该让更多市民看到、体会到。采访时记者就捐赠问题征询了刘家的意见，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记者立即致电市博物馆，馆长杨耀林喜出望外——馆方正在征集深圳近现代文物。前日，博物馆四位工作人员随张新华、记者赴龙岗，商谈捐赠事宜。
商谈过程十分顺利，馆方“不会被偷、不会被虫蛀、不会发霉”的承诺打消了老人顾虑，刘东的几台机器、部分印刷样品和当年为印边纵胸章作掩护的大木箱，刘锡的几本雕版印刷、印章作品集、月饼模、雕刻工具甚至他1928年在马来西亚的出生证，都同意捐给市博物馆。记者也观察到，当决定捐献国家时，刘锡老人的眼眶充盈着依依不舍的泪水。
馆方也觉得收获巨大。副研究馆员蔡惠尧对两位老人说，深圳本土的近代文物实物比较难找，这是他见过的数量最多、最有价值的建国前文物，很有历史意义。
一个细节让记者感动于老人的商业信誉。刘锡并未同意将文物悉数捐出，理由很简单——很多印章是私章，虽然90%以上的主人都已作古，但他还担心剩下的10%是否也同意捐出印章样本。“我怕有人还来找我。因为至今还有马来西亚、香港等地的人找我刻章呢。”
这句话，让记者在告别老人前又感动了一次。
【延伸阅读】
北书纷纷南印
曾几何时，“北书南印”的现象汇成了国内印刷界的奇观。深圳这个立市历史不过二十多年的新兴城市，居然和北京、上海这样的老牌城市鼎足而立，成为全国三大印刷基地之一。1979年深圳建市时，只有龙岗印刷厂（前身即“宝文台”）和宝安印刷厂2家，年销售额70万元。时至今天，在深圳注册的印刷厂已经突破了两千家，年产值超过200个亿。在由《中国印刷》杂志社评选的中国印刷企业百强中，深圳的印刷企业就占据了包括前三甲的19席，总销售额占百强总销售额的30%，而且相当一部分印刷企业已经开始涉足出版、传媒、创意策划、艺术收藏、装帧设计等相关门类的产业，完整的产业链条已经逐渐形成。毫不夸张地说，深圳的印刷产业已经成功打造了一艘从祖国南大门起航迈向全世界的“航空母舰”。
深圳最早的印刷厂
20世纪40年代始，深圳相继出现宝文台（后称龙岗）印刷厂、东江游击纵队印刷厂、大同书局、维新印书局、观澜印刷厂、新宝安印刷厂和宝安县印刷厂等7家丝印铅印厂，后来多次变迁撤并。（据《深圳市志·印刷工业志》）
